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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上)

2017-02-25 来新夏 北洋军阀史研究


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它以1895年小站练兵为契机而崭露头角,嗣后经过十五六年的精心经营得到发展,逐渐形成为一股重要的军事政治力量,攫取了足以左右政治局面的权力,终于乘辛亥革命之机占据了中国的统治地位。在此后的16年时间里,虽然政潮迭起,派系纷争与更易剧烈而频繁,但北洋军阀集团却一直把持了全国的统治权(即使它不够完整和有力),从而出现了一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此,北洋军阀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无疑有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但与此不太相称的是,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未能像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其他课题那样掀起过热潮,受到更多人的青睐。这当然得归根于它的先天缺陷:一则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些反面人物,他们所制造的历史现象也多属黑暗反动,祸国殃民。为什么放着正面人物和光明宏伟的业绩不去研究,而沉浸于历史进展的反面,这至少反映了研究者避免接触阴暗面禁区的心态。二则它也确是头绪纷繁,错综复杂,不怎么易于评说指画。三则既乏旧著,又鲜新作,史源犹待开发,无米、少米,巧妇难于为炊。于是自然而然使这一课题一度成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据粗略统计,建国以来至1999年,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论文为1000余篇,而1980年前的30年仅为130篇;专著更是少得可怜,只有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和来新夏著《北洋军阀史略》二种,才免去这一领域“一无所有”的讥诮。田园荒芜急待耕耘!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和学术研究气氛的日趋宽松,北洋军阀史这一往日的“禁区”吸引了众多的探索者,研究成果接踵问世,学术水平逐步提高,显现出异彩纷呈、生机勃勃的新景象。

                            

    北洋军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确是一个怪胎。它既兴起于封建专制政权之中,又卵翼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更以“共和国”的形式执掌统治大权。这一历史现象看起来虽有着诸多矛盾,但其发生、发展以至最后归于消亡,则绝非偶然。从理论上探寻北洋军阀兴衰起落的必然根脉,并对它的性质、特点和历史作用等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在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中无疑具有打破坚冰、开通航道的重要作用。

    关于北洋军阀集团形成的原因问题,长期以来都认为它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彭明认为,“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上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就成为中国近代各派军阀及其混战产生的原因”(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李新的观点与此大致相同,认为北洋军阀的产生是与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国家殖民地的程度日益加深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密切相关(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不难看出,这种观点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论述军阀时所持观点的影响。这一论点从宏观上看无疑是可以被接受的,但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与说明。因为,中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什么直至19世纪末才孕育北洋军阀这一怪胎呢?可见,仅仅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角度去揭示北洋军阀产生的原因,既显得笼统,也有些苍白。1985年,来新夏和任恒俊分别在自己的论文中对此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提出了较为接近的观点。他们认为:北洋军阀集团的成因,首先是由于鸦片战争后清朝的衰朽和旧军的腐败,迫使统治者为维持其政权的存在与延续而需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其次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再次是列强侵华策略改为通过支持代理人而物色了袁世凯这类人物;而袁世凯在掌握一定权势后,又善于运用权术,抓住时机,使这支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河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这一论述较之以前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显然更具体、更丰满,也更具说服力。近年来,不少人又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或角度,对军阀和军阀割据产生的原因问题作了各自的分析与诠释(注:刘晓:《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刘江船:《试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争鸣》1994年第2期。)。任恒俊也在《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一文中,通过对南北新军在建立时间、装备训练、官兵成分、控制防范、思想倾向、政治态度、与帝国主义的联系等方面差异的比较研究,对南北军阀形成的原因及其大致过程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描述(注:任恒俊:《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文史哲》1990年第4期。)。这些从不同角度所进行的探索与论述,无疑丰富了人们对北洋军阀形成原因的认识。

    关于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过去一般都认为它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阶级基础,在政治上充当了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角色。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提纲)》一文中明确提出,“从阶级关系上看,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它极力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北洋军阀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而且他们本身就常常是大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复杂(三教九流都有),但当成为军阀之后,他们大多数都成了大地主”(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吴慧敏则从北洋军阀依仗政治上、军事上的权势大肆掠夺土地,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并由此兼有军阀和地主双重身份的角度,提出了“军阀地主”的命题(注:吴慧敏:《辛亥革命后军阀地主的形成及其特征》,《经济研究》1980年第9期。)。80年代以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的论者对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忽视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认识,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演变,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土地逐渐转移到一批以军事起家的新兴的军阀官僚手中,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日趋没落,因此,军阀割据的真正的社会基础并非是封建地主阶级,而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注: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而比较多的人则认为北洋军阀集团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且在某一阶段某些方面已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有的论者更从北洋军阀和其他近代军阀带有近代化特质的角度立论,认为他们不仅是封建权势的代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也有的论者通过对若干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来说明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性质,认为这个集团的一部分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他们所拥有的私人资本已“属于民族资本”(注: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还有人则从北洋政府的政府行为这一层面的一个特定角度,即经济法制建设情况,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给予了具体说明。认为北洋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法制建设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比较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其次,中西结合,广采众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第三,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注: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由于大家立论的角度不同,因而看法上尚不尽一致,而且有的观点容或还有失偏颇,如有的论者提出的部分军阀官僚所拥有的私人资本已属于民族资本的观点,似乎就值得商榷,起码有作进一步论证的必要,因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这一部分军阀官僚的身份是否也会发生变化而可将他们划入“民族资产阶级”行列呢?显然,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而尚不能遽下定论的问题。由于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问题涉及到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方面,不仅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还需要有大量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因此,这个问题的研究进展还有赖于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工作的深入。

    关于北洋军阀的特点问题,不少学者从多种视角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彭明认为北洋军阀的特点有三:一是军阀们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二是各有一块可以随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三是军阀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李新认为北洋军阀的特点是:(一)采用外国兵制;(二)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举借外债;(三)实行募兵制,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四)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来新夏等则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特点来认识北洋军阀集团:第一,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第二,割据称雄,拥兵自卫;第三,各树派系,荣损与俱;第四,纵横捭阖,制造政潮;第五,卖国媚外,残民以逞。(注: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11月版,第512页。)不难看出,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近的。但在进而如何给军阀下定义、立界说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还比较大。李新在专门论述军阀定义的一篇文章中对军阀作了这样的诠释:军阀是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它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它通常据有一片固定的或比较固定的地盘,并在这块地盘上实行直接的军事统治。军阀政治是封建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凡实行这种形式的封建统治者,无论其大小乃至贵为天子的全国统治者,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军阀。(注:李新:《军阀论》,《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这一关于军阀定义的论述可概括为私兵、地盘和武治(直接的军事统治)三条,其中是否实行武治是判别军阀与非军阀的最重要的标准。来新夏对此提出了疑议,他认为私兵、地盘、武治只是作军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决定本质的东西。拿这三项和军阀特别是北洋军阀的现实情况相比量,往往有不相符合者。给军阀下定义固然应包含条件,但最终须取决于本质,而最能体现本质的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或说行动准则。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给军阀下了如下定义:“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注:来新夏:《论近代军阀的定义》,《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由于“军阀”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因此,要对它作科学的界定,殊属不易。但尽可能准确完整地表述它的含义,却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关系到人们对军阀本质的认识,更关系到诸多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

    对北洋军阀集团在辛亥革命前后各16年活动的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史学界曾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地一概贬斥否定到对其中的某些方面给予适当肯定的发展过程。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北洋军阀的认识与评判局限于阶级关系、阶级本质这一单一的角度,因此,“落后”、“腐朽”、“反动”也就成了该集团的代名词。在对北洋军阀反动本质的揭露方面,黄志仁所撰《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和《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两篇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北洋军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专制独裁统治,这是对历史发展的极大反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注:黄志仁:《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1期。)而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摧残社会生产力的罪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北洋军阀顽固地推行媚外政策,疯狂出卖国家权益,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二)连年不息的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浩劫;(三)北洋军阀的横征暴敛,吞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的再生产;(四)北洋军阀凭借反动政权竭力维护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黄志仁:《北洋军阀破坏中国在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中国经济问题》1980年第5期。)就北洋军阀的本质而言,这些论述与评价应该说是切中了要害的。但如果不是从单一角度,而是尽可能全面地去审视该集团在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也很难说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80年代后,不少学者从多种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或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如吴兆清、邓亦兵分别在各自研究北洋建军问题的文章中,对袁世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制度改革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举措在近代军事发展史上应占有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注: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邓亦兵:《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虞和平通过对1912年至1921年间北洋政府所颁布的40多项经济法规的具体分析与综合考察,认为这些法规发挥了以下功能作用:第一,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和经济化;第二,企业和企业家法人化;第三,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第四,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有化,并得出了“民初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的结论(注: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而袁继成、王海林两人则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个重大外交事件的是非得失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与以往判然有别的观点,认为:冷静地把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件事放到中国近代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斗争的长河里考察,就会觉得中国参战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是有失也有得。(注:袁继成、王海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这些论述反映了北洋军阀集团在一些具体事例或特定方面所起的不可抹煞的作用,那么,对这一集团在其整个兴衰存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究竟又该给予怎样的总体认识呢?来新夏对此提出了以下几点估计:(1)北洋军阀集团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2)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3)北洋军阀集团所把持北洋政府是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华民国的政权代表(含对外的国家代表);(4)北洋军阀集团为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过渡作了铺路工作;(5)北洋军阀集团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陈旧的状态(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些估计按过去的观点似有涂脂抹粉之嫌,但应该说是历史真实情况的反映;第二,从中国近代化的全过程来看,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充当主要角色的32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时期。虽然由于研究所限,目前对北洋军阀在其中的具体作用尚不甚明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一时期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化全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应该说与当时政治舞台的主角北洋军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课题,长期以来受到史学界的关注。过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从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角度立论,而且具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以致对它们间的关系作了帝国主义是北洋军阀的靠山、后台,而北洋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走狗之类的简单描述;有的论者甚至还把充当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视为北洋军阀的一大特点(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之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有失简单化的方法和片面的结论逐渐得到扭转。不少论者注意到,卖国媚外并不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全部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变幻的,不能采用一成不变的公式去硬套。有的军阀派系确是卖国求荣、甘奉帝国主义为自己主子的,如段祺瑞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即属于此种类型,不少论者 48 36994 48 17754 0 0 6720 0 0:00:05 0:00:02 0:00:03 6719专门撰书立说,以大量确凿可信的事实给予有力的论证(注: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裴长洪:《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庄鸿铸:《试论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但也不能不看到,军阀有需要向帝国主义投靠求助的一面,又有利害矛盾的一面,笼而统之地称为帝国主义“走狗”、“工具”,不一定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其间关系往往是随时随地而有极多变化和复杂的内容”(注:孙思白:《论军阀史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不少论者从具体史实的研究方面支持和证实了这一观点。如俞辛①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一书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及其后果,提出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双重外交,或二元外交”,“外务省和军部互相配合,执行侵略政策”的观点,从而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手段的诡诈多变(注:俞辛:《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一文评价了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所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并分析张在该事件交涉中所以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原因:“其一,随着张作霖地位的不断提高,逐渐滋生了维护统治权威,摆脱日本控制的自主欲。其二,受全国反日声势的震慑和影响。第三,与同日本统治集团反对派的矛盾有关。”(注: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而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一文则从财政、军火等的支持与援助几个方面,对19225月至192410月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期间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了初步考察,得出了英美对直系的支持并不明显的结论(注: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这一观点与英美是直系后台、直系是英美代理人的传统看法有着较大区别。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这种既密切勾结、沆瀣一气,又各怀鬼胎、时起争斗的关系,贯穿了北洋军阀兴衰起落的全过程,并在当时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但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资料挖掘不够充分,研究成果又相对较少,且多拘于某一问题、某一片断、某一方面,因此,目前尚难于说清两者关系的全貌。

                               

    历史需要史实的编织,而史实又贵在翔实可靠。由于北洋军阀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流传下来的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料极为丰富。但这些资料一方面比较分散,涉及历史档案、传记、专集、地方志、笔记杂著、资料汇编和报刊等诸多方面;同时在记载、反映某些基本史实时,各种资料又常常存有异说。这种情况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但更重要的是也为广大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驱策驰骋的天地。同时,利用方方面面的资料,对一系列个案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澄清某些基本史实的真相,也就成为北洋军阀史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方面。

    就专题研究的进展而言,五六十年代虽然有些具体的论述文章,但数量有限,论题范围也不广。“文革”期间北洋军阀史实际上成为革命史的陪衬,有关研究几成死角。80年代后随着北洋军阀史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独立地位的确立,专题研究的进展明显加快,成果明显增多,旧问题逐步取得一致,新问题不断提出,禁区逐个打破,空白次递填补。兹以北洋军阀集团的兴衰起落的线索,对一些争议相对较大或在北洋军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专题的研究情况,简述如下:

    1.北洋军阀的兴起、发展和形成时期

    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1912年他出任临时大总统,是北洋军阀逐步奠定军事、政治基础,并最终成为军事政治集团的重要时期。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分歧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1)北洋军阀兴起与形成的时间问题。关于北洋军阀的兴起,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发源应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算起,如乔志强《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一文(注:乔志强:《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山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等;另外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和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也都持此观点,并专门叙述了其发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但对北洋军阀的形成时间却存有三说:来新夏等认为应以袁世凯窃国为标志,理由是:北洋军阀正是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夺取了对全国的统治权,从而由一个军事集团一跃而为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集团(注: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11月版,第3页。)。任恒俊认为从1895 年小站练兵开始到1905年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北洋军阀集团遂告形成(注: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河北学刊》1985年第4期。)。李新则认为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继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是北洋军阀的形成阶段(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意见不一的关键不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在于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衡量,标准确定则形成时间问题自可迎刃而解。(2)北洋建军过程及其评价问题。来新夏认为北洋建军过程大致经历了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北洋常备军和北洋六镇四个阶段(注:来新夏:《北洋军阀的来历》,《文史知识》1983年第1期。)。而邓亦兵认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分三个时期:第一是新建陆军时期;第二是武卫右军及其先锋队时期;第三是北洋陆军时期(注:邓亦兵:《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北洋建军过程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它的时期划分不能仅仅依据部队名称的变化,而主要应体现北洋军由一支一般意义上的清末新军(当时南方有自强军)而一步步发展成为军事集团的阶段性特点。对北洋建军的评价,学者们已突破了以往将北洋军阀的反动性与当时的军制改革混为一谈的认识局限,对两者作了理性的区分,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如吴兆清提出:不能将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与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混为一谈,不能以北洋新军的罪恶来认定以资本主义军事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进步意义;而承认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并不否定北洋新军的反动性质和它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注: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邓亦兵、姜廷玉等人对此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注:姜廷玉:《略述袁世凯的军事教育思想及实践》,《历史教学》1990年第11期。)。

    2.北洋军阀的全盛时期

    1912年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执掌对全国的统治权至1916年他因帝制自为而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自毙,是北洋军阀集团达到权力最高峰的大发展时期。对这一段,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以及李宗一《袁世凯传》、侯宜杰《袁世凯一生》与《袁世凯评传》、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专著均给予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这方面的论文,以往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局限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白狼起义和“护国运动”等几个方面;近年来则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不少论者对一些以往未曾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问题,如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政治制度以及袁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与议会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注:王仲:《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贺渊:《袁世凯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国行政管理》1991年第3期;庄鸿铸:《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质》,《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张华腾:《袁世凯与民初议会》,《殷都学刊》1996年第2期。),揭示了这一时期诸多历史问题的真相。二是观点上有所创新。如对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问题,过去一直以“窃国”骂名相加;九十年代以来,有不少论者通过充分挖掘材料,并经对当时中外多种政治力量、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察与分析,提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如常宗虎认为袁世凯所以能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是因为:(一)南京临时政府从筹备组建就期盼着袁的反正归来;(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政权,袁完全有能力将它置于死地,而无需“窃取”;(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选择了袁作为新政权的核心。由此他得出结论: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并非窃夺而来,而是历史机遇所赐,是资产阶级拱手让与的结果(注:常宗虎:《试论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是非》,《人文杂志》1992年第1期。)。周彦则从孙中山在南北议和中活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孙中山主动让位于袁世凯”的观点,并认为这是孙中山为了适应客观历史条件而采取的灵活斗争的策略,是其整个民主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周彦:《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问题之我见》,《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孙中山去位与袁世凯掌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政权嬗递问题)的两个方面,不难看出,从这两方面对该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虽角度不同,但观点上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向。

    3.北洋军阀衰落时期

    1916年袁世凯自毙至1926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是北洋军阀集团由统一走向分裂、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时期。揭示这一时期直、皖、奉等主要军阀派系各自的基本发展线索,并对它们之间及其各自内部所经常发生的矛盾冲突、纷争混战进行具体分析,是准确把握这一段复杂多变的历史的关键,也是学术界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点所在。

    皖系军阀在北洋各派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并率先登场执掌对全国的统治权,因此,有关它的研究在各派军阀中是比较受关注的。关于皖系军阀的基本情况,黄征等人编著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一书给予了比较完整的专门介绍;另外,单宝、莫建来、胡晓等人的文章也对皖系军阀的形成、发展、衰亡及其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注:单宝:《皖系军阀的兴衰和特点》,《历史教学》1984年第4期;莫建来:《试论皖系军阀的形成》,《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段祺瑞攫取统治权与皖系军阀的发展》,《江海学刊》1990年第3期,《皖系军阀的特点及其评价》,《江海学刊》1992年第1期;胡晓:《论北洋皖系集团的形成、发展与衰亡》,《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勾勒出了这一军阀派系历史演进的基本轮廓。由于皖系军阀的历史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弄清其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真相,是皖系军阀研究中碍难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以及有关这一问题的多篇论文,对此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基本理清了日皖关系的纷乱头绪。直系军阀作为北洋军阀集团中的后起之秀,其在政局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直皖战争以后;直皖战争以前则由于高层领导不太得力以及阵营不甚稳固等原因而少有重要事迹可寻。这一特点决定了有关这一军阀派系的研究出现了前期历史研究相对薄弱、后期历史研究较为集中的不平稳状况。对冯国璋和吴佩孚这两位直系重要人物研究中所出现的畸轻畸重现象,即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随着有关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对直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前期历史的研究有一定进展。陆续面世的公孙訇编《直系军阀始末》和吕伟俊、王德刚编著《冯国璋和直系军阀》等专著及一些论文,介绍了直系的一般梗概,从中可得这一重要军阀派系发展的大致脉络。奉系研究依托东北地方史研究的荫庇,成果令人注目。对奉系的研究往往与对其首领张作霖的研究连在一起,如常城主编《张作霖》、陈崇桥主编《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两书虽为评述人物之作,但从中可见奉系军阀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其论文则多偏于后期,且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奉系内部矛盾,如对郭松龄倒戈,枪毙杨、常事件等,均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予以论述(注:毛履平:《郭松龄事变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高红霞:《郭松龄倒戈失败剖析》,《学术月刊》1987年第12期;常城:《略论“东北易帜”与枪毙杨常》,《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陈崇桥:《试论“杨常事件”》,《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二是奉系与日本的关系,如潘喜廷、韩信夫、郑敏、习五一等人的文章(注:潘喜延:《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韩信夫:《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与张学良东北“易帜”》,《人民日报》1982101日;郑敏:《略论日本干涉郭奉战争的原因》,《学术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习五一:《“满蒙铁路交涉“与日奉矛盾激化》,《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5期。),对奉系与日本既勾结又争斗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对直、皖、奉各派军阀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纷争混战问题的研究,是这一时期专题研究的重点,其中“张勋复辟”、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等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历史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重大事件,尤为研究者所关注。

    “张勋复辟”是一个为人熟知而又论述不够准确的老问题。60年代初章开沅等曾进行过较全面的评述(注:章开沅、刘望玲:《民国初年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刘望玲:《张勋与“丁已复辟”》,《历史教学》1964年第6期;章开沅、刘望龄:《论张勋复辟的历史机缘和失败的必然性》,《新建设》1965年第3期。)。80年代初焦静宜又旧题新作,对复辟的诸种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次复辟活动既有张勋本身顽固的封建观念,也有当时社会上封建势力的基础影响,以及各派军阀的争斗和帝国主义怂恿等方面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的张勋复辟,就不再是历史给予这一介武夫的偶然机遇,而是使人由此透视到辛亥革命后的社会面貌(注:焦静宜:《论“张勋复辟”》。《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

    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分裂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这次战争“冷战”长达二三年,而“热战”不过五天时间,便以直胜皖败的结局而告终。这一戏剧性的结果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王华斌从直皖人心向背和战略技术得失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了直系大胜、皖系大败的原因(注:王华斌:《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而章伯锋认为造成皖系在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因迫于英美的压力而未公开支持皖系(注:章伯锋:《直皖战争与日本》,《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莫建来则从奉系军阀的角度对战争爆发原因与结局进行了论述,认为直皖战争虽是直皖两派军阀长期存在并日趋激化的矛盾和纷争的必然结果,但奉系军阀的居中挑拨、推波助澜以及直接出兵参战,对战争的发生及其结果无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注:莫建来:《奉系军阀与直皖战争》,《学术月刊》1989年第9期。)。至于这次战争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战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削弱了北洋军阀控制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外交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独立和进步(注:王华斌:《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这种分析应该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直皖战争使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之间,尤其是直皖两系间的力量消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标志了北洋军阀史上的一个时期即段祺瑞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基本结束。

    发生于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虽同为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的军事较量,但战争结局却大不一样。不少论者对这两次直奉战争出现不同结局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如苏有全从人心向背、军队素质、战略战术和外交背景四个方面,对第一次直奉战争出现直胜奉败结局的原因进行了论述(注:苏有全:《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而李军、娄向哲、郁慕湛等人则分别对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的败因问题作了具体分析(注:李军:《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娄向哲:《论第二次直奉战争》,《史林》1987年第4期;郁慕湛:《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的政治原因》,《河北学刊》1987年第2期。)。其中李军的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遭失败,既有深刻的内在根源:(一)内部激烈的矛盾斗争与分化,(二)严重的财政危机,(三)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造成了有利于反直力量的客观形势;又有复杂的外部原因:(一)直系军阀残酷镇压人民运动和曹锟贿选等丑恶行径使其成为全国各界人民反对的最主要的敌人,(二)反直同盟的形成,(三)国际背景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对这两次直奉战争进行了比较研究。如俞辛(原字火右加享)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的不同态度与表现,由此对奉系军阀在两次战争中的不同结局作了颇具说服力的诠释(注:俞辛:《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而丛曙光《两次直奉战争结果迥异之剖析》一文,则对直、奉两大军阀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的政治得失、军事形势(包括战前准备、士兵士气、武器装备及军事部署等)、财政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等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作了对比分析,得出了两次直奉战争不同结局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结论(注:丛曙光:《两次直奉战争结果迥异之剖析》,《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同一交战双方两度交手,而结果迥异,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这方面研究的深入,无疑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军阀混战爆发原因、结局及特点等的认识。

    “北京政变”是北洋军阀走向衰落的标志之一,一直是热门题目,但往往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忽高忽低的评价。关于这次政变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三种分歧意见:(一)“首都革命”说。这是早期研究这次政变的一般观点。(二)武装政变说。这是80年代以后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可以王宗华、赵晓天两人的文章为代表。王宗华认为从政变中冯玉祥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实际行动来考察,这次政变既不是一次革命,又不是反革命的,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武装政变(注:王宗华:《试论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赵晓天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活动,既有倾向国民革命、采取激进行动的一面,也有软弱动摇和持有改良主张的一面,因此,其性质“应该说是一次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良性质的军事政变(注:赵晓天:《冯玉祥北京政变新探》,《西北大学学报》(哲社)1988年第3期。)。(三)直系军阀内部权力斗争说。如有论者认为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原因既不是不满于曹锟、吴佩孚所实行的“大政方针”,也不是不满于军阀割据混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更不是受孙中山影响和革命形势推动而发动的,而是与曹、吴因权势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矛盾而导致的必然结果,而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各种势力的联合反直及战争本身都给冯提供了发动政变的条件和机会。“那种把北京政变说成是冯玉祥受孙中山和国民革命影响和推动的一场推翻直系的进步运动的说法超越了一定的历史范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注:王红勇:《北京政变性质与原因新探》,《学术月刊》1986年第7期。)。这一观点虽应者寥寥,但从冯玉祥思想发展和活动的全过程以及北京政变的历史条件来看,应该说有它一定的合理成分。关于北京政变的历史作用,多数论者给予了较高的肯定性评价,认为政变给当时最强大的直系军阀以沉重打击,削弱了根深蒂固的北洋军阀势力,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对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日后的北伐战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驱逐溥仪出宫,则从根本上铲除了复辟祸根,使封建顽固分子的复辟梦想最终破灭(注:刘敬忠:《冯玉祥北京政变初探》。《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王宗华、赵晓天也基本持相同观点。)。但也有不尽一致的意见,如有论者在对冯玉祥武力驱逐溥仪出宫事件的评价上,就对“这一行动铲除了复辟祸根,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的观点提出了疑义,认为“这个评价不仅过高,而且完全忽视了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恶果,即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拉拢、利用溥仪的机会”。能否把溥仪后来投靠、依附于日本归咎于北京政变,显然还有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必要,但文章提出“当时中国的复辟祸根不仅表现在小朝廷的存在和仍居紫禁城中,更主要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还深存于人们的头脑中,这是复辟祸根的思想基础”,因此,“不能认为驱逐溥仪出宫就等于铲除了复辟的祸根”(注:喻大华:《重评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事件》,《学术月刊》1993年第11期。),这一观点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4、北洋军阀的覆灭时期

    19267月北伐开始至1928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是北洋军阀集团的覆灭时期。关于北洋军阀覆亡的历史,一直没有一部专著予以全面、系统的阐述;间或有著作涉及这一段历史,亦多为叙述国民革命军之北伐而连带叙及北洋军阀的失败与灭亡。论文方面则有一些零散的成果,多少弥补了有关北洋军阀覆亡史研究几成空白的缺憾。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上、下)》一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简要而系统的叙述,从中可得北洋军阀覆亡的梗概(注: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上、下)》,《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1期。)。习五一《论一九二七年奉吴河南战争》一文通过对1927年春奉吴河南战争的具体研究,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认为这场战争虽然仍属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但从全国战场上综合考察,仍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即它牵制了直鲁联军,使其不能全力以赴地支援孙传芳与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决战,减轻了当时北伐军主要战场上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它加速了北洋军阀的最后崩溃(注:习五一:《论一九二七年奉吴河南战争》,《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而刘曼容《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一文则把北伐战争分为南北两个战场,即从广州誓师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进行作战的南方战场与冯玉祥国民军在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进行作战的北方战场,并具体分析了国民军北方战场的发展进程及其在与南方战场呼应配合、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行方面的巨大作用,从而为研究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或北洋军阀迅速崩溃提供了更开阔、更合理的思路(注:刘曼容:《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192812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集团的最后覆灭,学术界基本肯定“易帜”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认为此举结束了奉系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使中国由南京政府统一起来,这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和进步作用(注:潘喜廷:《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也有论者认为此举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提下维护了东北集团的利益,增强了张学良的权力地位(注:杜连庆:《东北易帜:南北妥协与对日战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作者:来新夏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5期


编辑丨加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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